反之，他国则分别国君与大夫访问鲁国的情况，称来朝或来聘。
隋之所以能扫灭南朝、一统天下，唐之所以能成为举世瞩目的盛世王朝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融合为华夏民族注入了生机和活力。大一统始终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基因和政治信念。
分立如南北朝，都自诩中华正统[12](4）。传统儒家天下一家思想促进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与互动，而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互动又反过来给北朝注入了勃勃生机。孔子继承发展了史伯的思想，主张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。永嘉之乱后，渤海世族高瞻率宗族避乱辽东，拒绝出仕少数民族酋豪慕容廆。体制机制的优劣决定了实力对抗的强弱，这从北朝叛将侯景以一己之力就搅得南梁鸡飞狗跳、社稷危坠中可以得到明证。
少数民族政权虽荡涤了虚浮的玄学，但并没有排斥汉人的儒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分裂对峙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实然常态，但很多政权却以荡平天下、一统寰宇为己任，把天下统一视为应然状态，表现出一种浓重的大一统情结。这两项内容在董仲舒的改制系统中属于三正三统的内容。
孔子曰：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【公羊传】成周者何？东周也。[49]《春秋董氏学》，第786页。曩之为秦者，今转而为汉矣。
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志和而音雅，则君子予之知乐。
其基壤之所加，润泽之所被，条条无疆，前是常数，十年邻之，幽人近其墓而高明。《礼记·表记》云：子曰：虞夏之道，寡怨于民。然夏上忠，殷上敬，周上文者，所继之救，当用此也。[29]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第186-187页。
而秦朝以夏历的十月作为正月，在三微之月之外，不合天道，没有正始的含义，故而是不合法的。（详见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第191-195页。进入专题： 董仲舒 。（详见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，第302-303页。
而戴冠、亲迎、殡尸的地点之异，则反应礼制精神之不同，属于三教的范围。[26]《白虎通疏证》，第364页。
无论偏向哪一方，到政教衰乱之时，都会出现相应的弊端，需要从相反的一端进行改制除弊，董仲舒云：主天法质而王，其道佚阳，亲亲而多质爱。）然而按照董仲舒的意思，王鲁本是假托，又仅仅由内外之辞体现，在《春秋》中周天子依旧是王者，王鲁与时王并不矛盾。
[76]王鲁为假托，则《春秋》当新王也是假托，假托之王则为素王。乐设鼓，用纎施舞，舞溢方。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于董仲舒的改制思想进行全面的考察。[68]志是内在的意向、感情，节是外在的仪节，两者分别对应礼制中的质和文。[39]详尽的制度可参照《仪礼·丧服·缌麻章》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条。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，使服其服，行其礼乐，称客而朝。
《公羊传》认为，郑子的称谓，不能够体现嗣君居丧的贬损之义，因为《春秋》改制，将周代的五等爵制中的伯子男合为一等，所以称郑伯与郑子是没有区别的，只好通过称名来体现[9]。玉厚九分，白藻五丝，衣制大上，首服严员。
汉承秦制，也继承了这些遗毒余烈，汉朝要复古更化，必须要彻底摒除秦朝的弊政，这种辟秦的思想也延伸到了董仲舒的改制思想中。既然王鲁、《春秋》当新王是假托，自然不会明显的与时王产生矛盾。
按照礼制，诸侯拜见天子称朝，诸侯互相间的拜访也称为朝。亲殷故夏，绌虞谓之帝舜，以轩辕为黄帝，推神农以为九皇。
有文无质，非直不子，乃少恶之，谓州公实来是也。董仲舒改制理论中的再而复、三而复、四而复便是针对实质性的制度。制郊宫明堂内方外衡，其屋习而衡，祭器衡同，作秩机。可见文家与质家对夫妇一伦的理解也是各有侧重的。
鸾舆卑，法地周象载，垂二鸾。故王者有改制之名，亡变道之实。
号曰皇帝，不足妄窃之以自娱，适为绌远之辞耳。夏以十三月为正，商以十二月为正，周以十一月为正，彼秦人者又妄以十月为正，则于此无说也。
[14]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，中华书局，1994年版，第360页。）其中黑、白、赤三色，以及建寅、建丑、建子之制属于改制应天层面的内容。
[7]周代诸侯有五等爵制，分别是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段先生认为通伯子男为一，改为三等爵制，就是《公羊传》改制的明文。乐者，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。大国齐、宋，离不言会。对坐是相向而坐，类似于《仪礼》中的宾主之位，是平等的，而夫妻的对坐，侧重亲亲之情。
然则《春秋》之序道也，先质而后文，右志而左物。[23]所谓的三正，指的是三种不同的历法，分别以建寅之月（即夏历一月）、建丑之月（即夏历十二月）、建子之月（即夏历十一月）为正月。
人道主忠，人以至道教人，忠之至也，人以忠教，故忠为人教也。[73]《春秋董氏学》，第778页。
[88]苏舆云：秦称皇帝，据此则皇帝连称，自古所无，美其德故为追尊，秦误用耳。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对策云：道者，万世亡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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